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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“航班延誤騙保案”引法律討論

          是合同糾紛還是保險詐騙? 新法制報邀請相關專家剖析五大問題

          2020-06-15 15:36:59    編輯:黃婉瓊    新聞熱線:0791-86847179

            本期嘉賓

            王才亮: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

            趙占領: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律師、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

            顏三忠: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、教授

            王有銀:圣運律師事務所主任、人民網慕課法學院院長

            近日,南京警方抓獲利用航班延誤“實施保險詐騙”的犯罪嫌疑人李某。據媒體披露的信息顯示:4月27日,南京市鼓樓派出所接到某保險公司報警后調查發現,曾有過航空服務類工作經歷的李某,利用自己和親朋好友的身份證、護照,購買機票和多份航班延誤險。她一般會挑選延誤率較高的航班,再去查該航班的航程中有沒有極端天氣。如果了解到航班可能不會延誤,她會在飛機起飛前退票,盡量減少損失;一旦航班出現延誤,李某便利用航空公司無需本人申請理賠的規則,著手向保險公司索賠。經初步統計,從2015年至今,李某共涉嫌實施“詐騙”近900次,獲得理賠金近300萬元。目前,她因涉嫌保險詐騙罪和詐騙罪被警方刑拘。

            此案被披露后旋即引發熱議。有網友稱,李某和保險公司都在賭航班會不會延誤,憑什么說她是詐騙呢?也有網友認為,如果非要說這個事情里面有什么問題,那可能是保險的制度和政策存在漏洞,相關部門應該做的是完善制度,而不是去處罰合理合法利用規則的人。不過也有網友覺得這是騙保,因為該女士是在套用他人信息,虛假購票,用捏造的行程去申請理賠。

            那么,李某的行為到底是合同糾紛還是保險詐騙?定性詐騙,法理依據是否充足?推而廣之,生活中合理利用規則謀利,如何界定罪與非罪的界限?記者就此采訪了多名法律人士。

            是否構成合同締約關系?

            新法制報:李某并未實際乘坐航班,通過虛構行程、利用自己和親友身份購買多份航班延誤險,以期對賭牟利,她和保險公司之間是否構成真實的合同締約關系?

            王才亮:簽訂合同就是邀約與承諾,這兩個環節完成合同就訂立了。是否合法有效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保險公司認為虛構身份有問題,認為合同有爭議,可以拒付,繼而通過人民法院來確定合同的無效。

            趙占領:購買航班延誤險需要基于真實的行程,基于真實的航空運輸合同關系。虛構行程、利用親友身份先訂購機票,雖然從形式上來看合同已經成立,消費者也已經履行了付款義務。但是,訂購機票、形成運輸合同關系只是嫌疑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。依據合同法,這種合同也是無效的。

            顏三忠:合同法規定,當事人行使權利、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。依法成立的合同,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。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,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。同時規定,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合同無效。李某主觀上利用合法形式掩蓋騙取保險費的非法目的,應該是無效合同,保險公司有權要求請求確認合同無效,要求返還已經支付的保險理賠費用。

            定性詐騙法理依據是否充足

            新法制報:警方將這一行為定性為保險詐騙和詐騙,法理依據是否充足?

            王才亮:構成刑事犯罪的四大要件是主觀、客觀、主體、客體。本案的客觀要件當中,最關鍵的要件就是航空賠付的條件是航班是否延誤,而這一點是當事人沒辦法去虛構事實、隱瞞真相的。

            趙占領:保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獲取保險金為目的,違反保險法規,采用虛構保險標的、保險事故或者制造保險事故等方法,向保險公司騙取保險金,數額較大的行為。如果完全是真實的行程、真實的訂單,并因航班延誤而要求賠付,這完全沒有問題。只是這起案件中,嫌疑人多次使用他人身份證件購買機票,然后利用延誤險主張賠付,最后的賠付款也實際轉到嫌疑人手中。因此,從目前了解的信息來看,嫌疑人的行為符合保險詐騙罪的基本構成要件。

            顏三忠:針對李某自身購買保險并理賠行為,客觀上,李某并未虛構保險標的、保險事故或者制造保險事故等,只是利用制度漏洞和自身從事過航空服務類工作的經驗、便利,從而獲得保險費,因此,李某自身購買保險并進行理賠不屬于保險詐騙罪。

            而李某通過所騙親朋好友身份、銀行卡購買保險并理賠,是騙保的違法行為。李某主觀上有非法占有保險費之目的,客觀上通過騙取親朋好友身份證、銀行卡的行為,購買可能存在延誤、停飛航班,并獲取保險費。李某冒充他人身份欺騙保險公司對于保險主體、理賠主體、航班購買主體的正確認知,是詐騙行為。但由于不符合保險詐騙罪的手段行為,即沒有虛構保險標的、沒有對發生的保險事故編造虛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的程度,也未編造保險事故,所以不符合保險詐騙罪構成要件。但由于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欺騙手段,使保險公司產生錯誤認識,作出處分行為,構成普通詐騙罪。

            王有銀:詐騙罪需要有一個大前提,那就是實施詐騙的人要捏造事實或者隱瞞真相,以達到騙取公私財物的目的。從李某的行為上看,其并不具有捏造事實和隱瞞真相的特征。因為天氣好不好是不能捏造和隱瞞的,同樣,飛機延誤不延誤也是無法捏造和隱瞞的。李某沒有虛構航班延誤的事實,也沒有偽造相關航班延誤的證明文件,更沒有虛構標的導致保險公司陷入錯誤認識進行理賠,其使用親友信息購票等手段,并不屬于詐騙罪或者保險詐騙罪中的欺騙手段,因此不應定性為詐騙。

            偽造航班延誤材料如何定性?

            新法制報:警方最新通報,稱李某涉嫌偽造航班延誤材料。這可能存在兩種情況,一是航班確實延誤了,她拿不到具體證明材料于是自己來偽造;二是航班確實沒有延誤,她偽造延誤的證明材料,那么她這個行為如何看待?是涉嫌詐騙還是涉嫌其他罪名?

            王才亮:如果航班確實延誤了,她拿不到具體證明材料于是自己來偽造,這在法律上不構成犯罪,既不構成保險合同詐騙,因為航班延誤的情況是真實的,也不構成偽造公文,因為這種證明材料不是政府公文;如果航班確實沒有延誤,她偽造延誤的證明材料,那么她這個行為是涉嫌詐騙。

            王有銀:若李某確實購票,航班確實延誤了,為了得到保險金李某僅是偽造了證明材料,比如親友的身份信息證明,那這樣的行為不應涉及刑事犯罪的層面。她的行為是虛構了親友的意思表示,涉事保險公司可以依據《合同法》相關條款,主張李某借用或冒用他人身份達成的保險合同無效,要求李某返還相關理賠款項或不予理賠。但李某的相關行為不涉及犯罪。

            如果李某的確采取警情通報所載的“偽造航班延誤證明”的方式騙取保金,那她的行為涉嫌屬于《刑法》第198條第三項明確列舉的,投保人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,騙取保險金的情形。在侵害的法益方面,詐騙罪侵害的法益是財產所有權,保險詐騙罪侵害的法益是金融保險秩序和財產所有權。李某的這一系列行為騙取了高額保金,干擾保險秩序的行為涉嫌構成保險詐騙。

            報案主體應該是誰?

            新法制報:如果認定李某冒用他人信息謀利構成詐騙,那么報案方的主體應是被冒用身份者還是保險公司?

            王才亮:冒用他人的信息,被冒用人和保險公司都可以報案,但是否立案呢?報案人說了不算,需要公安機關認真審查是否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,才能決定是否立案。

            趙占領:嫌疑人的行為涉嫌構成保險詐騙罪,直接損害的是保險公司的利益,因此報案方應該是保險公司。當然,身份被冒用的親戚朋友也可以基于身份被冒用這一事實進行報案。

            王有銀:冒用他人信息購買保險,從民法角度講,屬于無權代理,如果因此造成重大損失,構成刑事處罰標準,報案的主體應該是案件中被騙的親戚朋友,而不是航空保險公司。

            利用規則漏洞,罪與非罪的界限在哪里?

            新法制報:生活中合理利用規則謀利的行為很多,如何界定罪與非罪的界限?

            王才亮:合理地利用規則謀利是我們市場經濟下的正常現象,如何界定罪與非罪,還是要根據刑法的犯罪構成要件來判斷。要特別重視的是,我們不能混淆民事合同爭議與合同詐騙,要把兩者嚴格區別開來。保險公司如果把合同糾紛演變為刑事案件,那么損害的是整個保險業的信譽。飛機沒延誤,保險公司不賠;飛機延誤了,保險公司報案,公安立案追究詐騙罪的風險,誰還敢買你這個延誤險?

            趙占領:如果行為人只是利用經營者的規則漏洞進行所謂的“薅羊毛”,但還是有真實的交易行為,這種情況一般并不構成刑事犯罪,經營者也只能依據民事途徑主張權利。如果行為人利用經營者的規則漏洞,虛構交易,以騙取不法利益為目的,則可能構成保險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。

            顏三忠:根據民法總則規定,合法民事行為需要具備以下條件:主體合格、意識表示真實、內容合法。如果有意利用制度規則漏洞,謀取利益,由于欠缺合法性要件,獲得的利益也不受法律保護,可能還存在巨大的風險隱患。當然,認定犯罪需要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,對于自然犯一般不存在利用規則謀利的問題,對于法定犯,則需要以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為前提,如果因為制度規則漏洞,我認為不能輕易認定犯罪,要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謙抑理念。

            王有銀:法律從未阻止人們通過合法的手段來謀利。在刑法中,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一般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、刑事的違法性、應受到刑事處罰性。也就是說,在生活中進行謀利的手段或行為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,不應造成嚴重的損害事實,不應觸犯到刑法有關犯罪的規定,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更不應符合刑罰處罰的標準。生活中,有些謀利方法可能新奇,甚至不合理且超出人們的認知范圍,但不合理不能等同于違法犯罪。刑法作為懲治犯罪的手段,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線,應當保持一定的謙抑性。

             文/記者戴平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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